陳劭先1886年出生于江西省清江縣（今樟樹市），1967年去世，參與創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我國著名的民主人士。作為老同盟會會員，陳劭先早年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擁護三大政策，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廣泛開展民主活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全面抗戰爆發后，陳劭先受邀來到廣西，并與胡愈之等共產黨人并肩作戰，籌辦在戰時大后方產生重要影響的大型出版機構文化供應社。其間，他利用在廣西政界和文化界的影響力，關心、保護文化供應社內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多次化解文化供應社的危機，并在戰后積極重建文化供應社，為文化抗日和統一戰線做出重要貢獻。
一九四二年春，陳劭先與文化供應社全體人員合影留念。
籌辦文化供應社
西安事變前，陳劭先在上海聯絡反蔣進步勢力，被反動當局逮捕。西安事變后，經桂系以及各方面營救獲釋。
此時，桂系軍閥雖然與蔣介石妥協，接受國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但桂系在廣西的地盤并沒有喪失，軍事實力也有所保存，因此李宗仁等希望全國的非蔣民主人士能夠圍繞在自己身邊，形成一股與蔣對抗的新勢力。為此，廣西當局還組建了“公開合法存在的組織來團結一班同情我們（即民主人士）的人，名稱叫廣西建設研究會”，并于1937年夏向一直主張反蔣的陳劭先發出邀請，希望他前往桂林擔任廣西建設研究會的常務委員。陳劭先回憶，“我的反蔣是因為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而李宗仁的反蔣，則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政治野心，但無論如何在反蔣這一點上是有共同基礎的，因此我就接受了李宗仁的委托”。
來到桂林后，陳劭先利用廣西建設研究會這一平臺出版了《建設研究》《時論分析》等進步報刊，團結了千家駒、陶孟和、張志讓等大批民主人士，為大后方的文化抗日積極努力，并逐漸有了聲勢。
而正是考慮到在陳劭先等進步人士的努力下廣西已經具有較濃的進步文化氛圍，政治環境也相對寬松等因素，1939年年底，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胡愈之來桂林開展文化事業和統一戰線工作。受李宗仁的邀請，胡愈之也加入了廣西建設研究會，并與陳劭先有了更多的交往。由于胡愈之早前長期在出版業耕耘，與文化界有廣泛聯系，而當時桂林又出版機構和書店云集，有“文化城”之稱，因此胡愈之認為開展文化工作的時機非常好，就與陳劭先等一同商議，希望成立一個出版社，“供應文化產品和其他物品”。
對此，陳劭先十分贊同，并積極動員廣西軍政人員參與籌資。經過陳劭先的努力，許多廣西軍政人員以廣西建設研究會的名義加入文化供應社籌款活動，并最終籌集1萬元左右，占了文化供應社首次總注冊資本12000元的絕大部分，成為文化供應社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1939年10月，文化供應社正式成立，陳劭先被選為社長。為避免重慶方面的審查和給予編輯們更多的創作空間，并與文化供應社編輯部主任胡愈之商量后，陳劭先表示不插手文化供應社的編輯和出版的具體業務工作，而是主要負責為文化供應社成員提供各方面保障，維護文化供應社運營。
保障出版社經營
1938年9月，廣西省書刊審查委員會奉國民黨中央當局飭令進行改組，并依照《地方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組織通則》更名為廣西省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負責對抗日期間桂林的出版業進行更為嚴厲的審查。在抗戰期間的三次反共高潮過程中，這種針對出版業中進步出版機構、書刊的審查尤為突出。但陳劭先對此都做了堅決斗爭和靈活處理，最大程度保障了文化供應社的編輯出版活動的政策開展。
1939年至1940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中共湖南地下黨省委所辦的《觀察日報》被查封，其所屬印刷廠有被沒收的危險。桂林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李克農與陳劭先商量，希望桂林的進步出版力量能夠盡可能進行搶救。陳劭先答應下來，并動員新知書店、生活書店和文化供應社共同出資，將《觀察日報》及所屬印刷廠遷來桂林，成立新的西南印刷廠，為文化供應社所用。
1940年，重慶當局查封了桂林許多進步書店，又命令生活書店桂林分店停業，新知書店的門市部也遭到多次審查，許多圖書不能重印，面臨經營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陳劭先出面將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的一些門市部接管過來，改為文化供應社的營業處，將兩所書店的一些工作人員轉入文化供應社工作，一部分存書收入文化供應社，改換封面和書名之后重新出版。之后，國民政府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派專員來查問此事，陳劭先也出面做了掩飾，保存了進步出版力量。
除了新知書店、生活書店等大出版機構，文化供應社也未能幸免當局的頻繁審查。除了一些送審的書稿無法過審和一些過審的書稿內容被刪了很多之外，文化供應社一些已經出版且內容很好的、非常受讀者歡迎的圖書，國民政府當局也不準再版。對此，陳劭先采取了兩個辦法，對無法過審和被大篇幅刪改的圖書，他據理力爭，而對出版社希望再版的圖書，他就采取再版時用不同樣的紙張重印，不寫明再版的版次和日期的辦法，避開當局的審查。
但隨著文化供應社出版的進步書刊愈多，在社會各界的影響力愈大，國民政府當局對其愈發警惕。1942年底，桂系駐渝辦事處主任參加蔣介石的“官邸匯報”后打電話給時任國民政府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委座對文化供應社發展至感興趣，已手令中央黨部秘書長加以資助”。1943年初，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吳鐵城又致電黃旭初，表示“文化供應社由中央宣傳部接辦，原有主要工作人員均應辭職”。
對此，陳劭先主動找到黃旭初，表示文化供應社是民間股份有限公司，吸收資金必須經股東大會討論，希望他應以廣西事業為重，阻止重慶方面插手文化供應社。同時，為化解這次危機，陳劭先還提出了兩個辦法：一是文化供應社自動改組，陳劭先、陳此生、傅彬然、宋云彬、邵荃麟等影響力較大的民主人士均退出文化供應社，請萬民一擔任總經理，并邀請重慶和廣西都能同意的錢實甫當編輯部主任。二是堅持保留文化供應社的中層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員，如林澗青、趙曉恩等，并讓中層干部頂上一線職務，以此保證文化供應社的辦社宗旨不變。
經過陳劭先的據理力爭和巧妙應對，文化供應社得以繼續營業，并先后出版500多種（套）書報期刊，成為當時廣西規模、影響力最大的出版機構。而陳劭先雖然辭去了社長一職，但仍以常務董事顧問的身份關心、幫助文化供應社發展，成為不掛名的社長，繼續為文化供應社發展護航。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陳劭先與夫人張佩瑜，兒子張尚明、張尚久在香港一同合影。
保障同仁安危
在文化供應社存續期間，陳劭先還積極關心、幫助、支持社內同仁的生活和學習，并利用自身的影響力，保障他們的安全。
文化供應社創辦之初，社員生活和工作條件有限。為此，陳劭先經常到社員宿舍看到大家，盡可能為大家解決困難。擔任過文化供應社負責人的覃展回憶，“劭老十分關心青年，愛護青年，生活上非常關心，他經常到我們住的宿舍看看。那時，我們經常是十幾人住一間大宿舍。他就經常來問電燈夠不夠亮，有沒有放東西的桌子，噓寒問暖”。在陳劭先的關心下，時任文化供應社編輯的朱光暄回憶，“文化供應社同事在小竹屋里待了一年多，大家過得很愉快”。
為減少文化供應社的經濟壓力，在文化供應社擔任社長期間，陳劭先從未領過薪金，也沒有支出過車馬費，還經常拿出自己的積蓄給社員們救急，盡量保障他們的生活。
同時，陳劭先還積極支持、保障社員們的各種學習活動。文化供應社中有許多進步青年，有的是共產黨員，有的則是民主人士，他們在星期日經常舉行讀書會。每次讀書會一般由與會同志選讀一本書，在會上作讀書報告，再進行討論，談的問題有時事政治問題，也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其間，有個社內同事向陳劭先舉報說那是共產黨活動，陳劭先聽后就不再讓這個同事回文化供應社工作了，以此保障社內學習正常進行。
此外，為保證和提高書刊出版質量，文化供應社還會面向所有社員舉辦一些專題學習會，包括由邵荃麟領導，研究蘇聯文藝作品和其他國家的名著的文學研究會，由宋云彬、傅彬然領導，研究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的哲學歷史研究會等。對于這些學習，陳劭先不但不干預，還積極支持，一些報告會他還會參加。
另外，陳劭先還利用自身的影響力，保障相關人員的安全。邵荃麟從浙江撤退來到桂林，加入文化供應社并擔任《文化雜志》主編。在該雜志發刊詞上，邵荃麟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論點發表了《我們對于當前文化建設工作的意見》，引起了廣西國民黨省黨部的警覺，并要求陳劭先辭退邵荃麟。陳劭先并沒有妥協，而是反問“你說他是共產黨員有什么證據？他在一個民間文化團體當一個編輯怎么不可以？現在不是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嗎？”面對陳劭先的質問，國民黨只好作罷。
除了社內知名編輯，陳劭先對普通進步社員也是竭盡所能保護。1941年8月，國民黨任命高陽為廣西大學校長，學生起來反對，不讓他進校門。為了處理這事件，國民黨當局要抓剛從廣西大學畢業后來到文化供應社編輯部工作的一位政治學系的畢業生，說他之前參與并領導了反對高陽入校的學生運動。陳劭先不讓抓人，說證據不足，同時還安排了這名同學連夜離開了廣西。
除了社內成員，對與文化供應社有相關往來的共產黨員，陳劭先也不懼風險，積極營救。1944年，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國民黨特務包圍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企圖加害李克農。李克農指導并參與了文化供應社的建立和其他工作，還推薦了許多共產黨員加入該社。陳劭先得知此事之后，立即找到黃旭初，對黃曉以大義和利害，在征得黃同意之后，借用黃的汽車，親自把李克農接出來，粉碎了國民黨特務加害李克農的陰謀。
重建文化供應社
1944年10月，日軍侵占桂林，文化供應社被強迫疏散。陳劭先隨文化供應社（包括印刷廠）的許多人員轉移至桂東。即便環境惡劣，陳劭先仍然竭力維持文化供應社的工作，并在平樂、昭平等地設立門市部。但戰亂人心不穩，農村讀者文化水平和購買能力都較低，文化供應社的圖書銷售部情況不佳，許多社員在一邊從事文化供應社工作時，還需兼職才能維持生活。即便如此，在陳劭先的鼓勵下，社員們都堅持崗位，直到抗戰勝利。
大疏散后的桂林遭到焚燒，待1945年陳劭先等回來之后，桂林已是滿目瘡痍，昔日號稱書店中心的桂西路（今解放西路）成了廢墟，“文化城”顯得格外蕭條和沉寂。但此情此景并沒有讓陳劭先放棄重建文化供應社的想法。陳劭先立即召集社員在瓦礫廢墟上重建舊業，并很快就在桂西路上重建了文化供應社桂林門市部。新的文化供應社除經售保留下來的存書外，還著手重印了一部分重要圖書，并經銷了重慶、上海、香港等出的進步書刊，為供應桂林及廣西的文化食糧，介紹政治形勢，傳播革命理論，推進民主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進一步拓展經營，陳劭先還讓社員利用他在廣西的影響力，去銀行取得貸款。有了資金支持，文化供應社就兼理了重慶《新華日報》和三聯書店在桂林的發行業務，成為當時廣西唯一可以輸送進步書報的出版機構。
隨著陳劭先的精心經營，文化供應社的發行業務逐步恢復，開明書店也委托它為特約經銷處，之后文化供應社又不斷拓展外地業務，先后在南寧設門市部，廣州和上海設營業處。
1945年，中國民主同盟希望在桂林辦一個刊物報道政治形勢和民主運動發展情況，改變過去被稱為“文化城”極不相稱的沉寂現狀，推進廣西的民主運動，于是歐陽予倩、張錫昌、徐寅初等人創辦了《民主》桂林版。但由于國民黨的阻撓，印刷成了一個問題。了解此事后，陳劭先主動提出讓文化供應社來承印《民主》雜志，促進了戰后民主事業的發展。
之后隨著桂、蔣日趨合流，廣西局勢發生了逆轉，陳劭先也對文化供應社的工作也做出調整。他派當時負責文化供應社總社工作的趙曉恩前往香港，去開辦文化供應社香港辦事處，實際上就是承擔總社的作用，并要求趙曉恩把文化供應社重要圖書的紙型和資金逐步轉移到香港，以便局勢進一步逆轉時，可以將香港作為文化陣地，繼續戰斗。同時，陳劭先還設法與已經前往南洋工作的胡愈之聯系，籌款在香港出版和再版一些圖書，然后通過文化供應社在桂林和內地銷售。于是，胡愈之從陳嘉庚處募集一筆資金，幫助趙曉恩建立了香港文化供應社。之后局勢的變化印證了陳劭先的判斷，文化供應社避免了重大損失，并在香港繼續營業發揮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文化供應社總社遷往北京，由于主要負責人均已走上新的領導崗位，文化供應社報請國家出版總署批準，于1953年辦理結束手續，全部資產移交各地國營新華書店接收，成為新中國人民出版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
陳劭先在政治上不避風險，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和他在廣西的地位，巧妙地利用桂系與蔣介石的矛盾，與共產黨肝膽相照，一同積極開展進步文化活動，支持抗日活動，展現了一位革命者的斗爭智慧和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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